史学理论

2005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综述

发布日期:2010-06-09

王飞宇

(山西大学音乐学院,山西太原030006)

 

  2005年,中国音乐刊物中关于中国古代音乐史的论文资料非常丰富。通过对其进行归纳整理,可以使我们了解到目前该学科研究的大致状况,为进一步的学习与研究提供参考。下面,从不同历史时期(远古至明代)分别进行阐述。

 

一、远古时期

  远古时期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古代乐舞的研究,是从礼乐、宗教、祭祀等方面进行分析的。

  《广辟蹊径觅<韶>音———对<祭孔乐舞>承传齐国<韶>乐的探索》认为,《祭孔乐舞》就是古代《韶》乐的有形载体,《韶》的音乐即随着《祭孔乐舞》的代代承传而保存下来。所以,目前尚存的“祭孔”音乐应是我们探索古《韶》音乐的重要依据。《远古巫仪式中的礼乐因素》一文,论证了古代的礼乐文化在巫仪式中的产生与运用情况,及供奉神的实物的礼物最终演变为儒家的理性的礼即礼乐的礼,与以娱乐神灵的歌舞两者最终结合为中国古代音乐史的主流———礼乐文化。《神圣的娱乐———中国民间祭祀仪式及其音乐的人类学研究》认为,人类早期的乐舞活动大多和某种仪式密切关联,例如“葛天氏”部落的“八阙”乐舞,就是祭祀天地、自然、图腾、祖先、岁时等的仪式乐舞。《从岩画看我国原始宗教乐舞》认为,原始宗教乐舞的主要表现形式形成于良渚文化时期的原始宗教乐舞,其表演形式和乐舞姿态对我国少数民族民间乐舞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很大影响。《试述中国音乐起源的多地域、多民族现象》认为,考古学界提出的“区、系、类型理论”为音乐史研究远古时期民族之间的音乐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的历史基础,无论从历史传说和考古发现的乐器来看,从新石器时期到夏朝,中国音乐的多地域、多民族现象是十分清楚的。《中国史前音乐文化区及相关问题初论》一文对我国史前音乐文化区进行了全面的探讨,将其划分为中原区、海岱区、甘青区、江汉及邻近区、环太湖区、辽河区等六大区域。在此基础上,对我国史前音乐文化的承传方式以及礼乐文化的发展模式进行了解析。

 

二、西周春秋战国时期

  本时期,对一些音乐著作进行了细致的分析与评价,对这一时期的音乐文化思想与地位给予了肯定,并有考古方面的发现与研究。《大武》是周代重要的乐章,但古代文献对《大武》乐的记述颇多矛盾与舛误之处。《<大武>乐考释》一文,对《大武》乐的本事及应用、作者、用乐情况、与诗之关系、舞容等作了进一步的考释。《<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的力证———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一文,以湖北郭店楚墓竹简为据,从多个方面论证了《乐记》成书于战国中期,并对《乐记》与楚简《性自命出》篇中的性、情、德、道、礼乐等五个问题进行比照。《<吕氏春秋>音乐思想研究》提出,需要把握好两个问题:一是应把《吕氏春秋》的整体内容纳入音乐思想研究,全面把握其天人结构、音乐史论、音乐人文三个层次;二是在理解《吕氏春秋》音乐思想的历史意义时,应把握好其音乐存在的非独立性和音乐追求的人间进取性。《试论齐鲁在中国东周时期音乐文化上的领先地位》一文认为,齐鲁时期的音乐文化在中国音乐文化的历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该文从实践、理论、教育、思想等层面进行研讨,以昭示齐鲁对中国音乐文化的领先地位与贡献。《春秋战国时期音乐美学思想论争评析》认为,儒家孔丘、苟卿、公孙尼重功利,重情理;道家老聃、庄周重艺术,重精神。对这一时期美学思想的研究,主要应集中于墨、道、儒三家的论争方面。《论辽代的国乐及诸国乐》一文对辽朝国乐、诸国乐这两种宫廷音乐中的特有种类进行了挖掘和论述,对其地位、仪式功能及其特点等作了论析。有关黎族的古代乐舞鲜为人知。《古代黎族的音乐舞蹈》一文从先秦古代黎族乐舞艺术溯源,勾勒出历代黎族的乐舞艺术,填补了学术界的空白。1995年底,披露了出土于陕西西安未央区“相家巷南地”的秦封泥。《在京新见秦封泥中的中央职官内容———纪念相家巷秦封泥发现十周年》一文,简介了围绕秦封泥的专著、专谱、论文、论著及教材等,有力地推动了战国秦汉历史文化的研究。《数理逻辑作用于考古学的绝好例证———郑荣达的“双音编钟音位设计的逻辑思维”及其意义》一文,通过对郑荣达《试探先秦双音编钟的设计构想》的解读,肯定了郑荣达先生对曾侯乙钟之编制所作的探究。《黄钟律管与中国古代经济》借助于律管长度与律管音高相互对应的比例关系,进而将容积、重量基准以及黄钟律高基准值固定下来,用迂回的办法巧妙地实现了这一理想。“同律度量衡”学说从创立、完善、实践到自成一体,是有深刻文化内涵的。

 

三、魏晋南北朝时期

  对本时期,研究内容丰富,涉及到音乐著作、音乐考古、乐器考证、龟兹乐、音乐机构等全面细致的论述。《我国古代音乐通史的文本系统———以“三通”为考察对象》认为,《通典·乐典》、《通志·乐略》和《文献通考·乐考》,以其一脉相承而又各具特色的文本编撰体例,构筑起中国古代音乐通史自成一体的文本系统。《<通志·乐略>的史源学考察》采用校勘学方法,将《通志乐略》与《通典·乐典》、《古今乐录》、《乐府古题要解》、《琴操》、《古今注》以及唐人文集等文献进行细致比勘,籍以考察《通志·乐略》的资料来源及其分类思想。

  《秦始皇陵出土银质义甲考》一文结合文献资料,对银质和其它材质义甲的风格、使用情况作了初步考究,认为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是地域环境及筝弦因素影响所致。《“四上”辨义》一文通过“三分损益”法,第四次上生出“角”声,而“角”声是“五声”中最后一个生出的“正声”,所以称其谓“极声”。《<史稿>评<乐府杂录>之“胡部”———暨论唐康昆仑翻入琵琶是何曲》笔者提出疑问:王灼所论《凉州》“七宫”曲中为何没有提到“正宫”?如康昆仑将原属“正宫”的《凉州》曲改用黄钟宫弹奏,这就比王灼所言“七宫”多出一宫。从而本文认为,康昆仑翻入新调的琵琶曲应为《广平太》而非《凉州》曲。《中国古代“笛“”笙”考》认为,关于笛、箫两件乐器的确切名称,约在南北朝以后逐渐分开,称笛为横吹或横笛。《秦“乐府”小考》文章通过对出土文物及相关文献的分析,围绕秦“乐府”的职能、作用等问题作了深入探讨。《相和歌杂考》指出:采用相和歌唱方式的不一定都是相和歌,相和歌的根本特征在于曲调的规定性。但歌既非相和歌的一种类型,亦非相和歌的前身,而是一种特殊方式的徒歌。《释相和三调及相和五调》文认为,相和三调及相和五调是三种和五种常用并可以互相转犯的关系调。该文对楚调尤其是侧调的调高、名称及特性等等作了较详尽的考察思辨。《西汉乐府职能新考———兼述减省乐府之因》认为,西汉乐府是综合性的表演艺术管理部门,乐府负责在上林苑组织、承办招待外使和归降夷狄的大型演出活动。乐府大量演四夷乐与俗乐以及举办大型招待外使夷狄的演出活动,使“郑声施于朝廷”且“民力屈,财用竭”,这是西汉朝廷减省乐府的政治和经济原因。楚声是汉代音乐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说“高祖乐楚声”》一文认为,汉代楚声兴盛的原因并不仅仅是因为汉朝最高统治者们的喜好,而是从战国至秦末,秦、楚两国之间由于政治、军事的敌对进而发展到文化上的对立。推翻秦朝的起义大军是楚人,汉代建立后倡导的文化是楚文化。汉代的楚声由此而兴。《流探源———鼓吹乐起源考辩》一文追溯鼓吹乐的渊源,导出不同的起源说概括起来主要有两种观点:西周礼仪制度说;秦汉年间西北民族起源说。《汉武帝的音乐才情及贡献述论》提到,在武帝时代,军事、文化、天文、农学诸方面均成绩卓著。正因为他在许多方面的功绩,常使人忽略了其在音乐方面的才情和贡献。“琴德为优”源于嵇康本人的生命体验,他以生命的悲剧赋予琴以独特的审美意义。“琴德为优”体现出嵇康对琴乐的审美本质的认识。《嵇康“琴德为优”的审美解读》认为,琴乐的功用在于和谐特性满足个人的审美欲求,以“平和”精神使个体得以养身养心,超越世俗的是非得失而进入美的境界,以寻找个体在精神上的自由空间。《试论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音乐歌舞的盛行》认为,魏晋南北朝时期女性音乐歌舞盛行,无论是音乐理论还是具体的音乐实践(如管弦乐、声乐以及乐舞的演奏技艺)都表现出了很高的水平。女性音乐歌舞艺术的繁荣与上层统治者的喜好与提倡及音乐教育渠道的增多有着密切的联系。龟兹乐对我国和亚洲一些国家的音乐文化曾经产生过不同的影响,对西北少数民族音乐文化的影响则更为深远。2005年8月25日,国内外的50余位对龟兹文化颇有研究的著名学者在库车参加了“龟兹学学术研讨会”。

 

四、隋唐五代时期

  本时期是研究的又一个高峰,集中于乐曲分析、音乐曲谱、音乐著作、音乐文化、人物研究等多方面。《浅析李、杜诗篇中对音乐之咏诵》指出,从李白、杜甫诗篇中对音乐之咏诵,读者可以了解唐代音乐的盛况,和两位伟大诗人的丰厚的音乐素养及他们对待音乐的正确的态度。《唐代第一任教坊使考》认为,唐代第一任教坊使是范安及。通过本文研究,可以了解教坊的相关事项。英国著名音乐学家劳伦斯·毕铿是较早涉足中国古代音乐研究的西方学者。《劳伦斯·毕铿及其唐代音乐研究》一文以其代表作《来自唐朝的音乐》(七卷)为主,对劳伦斯·毕铿唐代俗乐歌舞大曲的研究成果、研究方法及学术价值进行了探讨。《关于唐代燕乐“坐、立部伎”的几个问题》一文对以往学者对“坐、立部伎”诸多问题的相关讨论中表现出的不同观点和看法进行了补充。《九声谱———解译唐<叹疆场>及<大酺乐>二曲》试图续清人毛奇龄所论,对唐笛色谱进行探索和研究,对两首遗谱的来源进行了论述。《唐代二十八调体系中的四调为双宫双羽结构》一文,作者用音韵学中的四声取代乐调理论中的四调概念。《一百八十调及其基因图谱(上)》认为,在中国传统“均、宫、调”的核心三层次中“,调”以下实际存在着一个更低的第四层次,即调式基因。文中次以“一律七声十五调”为一百八十调立论,并利用阿伦·福特的“音高集合”理论,对“一百八十调”的基因体分别作了剖析,在此基础上制定出“基因图谱”。《辽、金宫廷雅乐之比较》认为,对辽、金宫廷雅乐的比较研究可以从较深层面认识草原与中原在音乐文化上交流与沟通的历史及相互关系。《探本穷源———论长安古乐之“古”》认为,长安古乐(西安鼓乐)这一古老乐种,从所用谱字看,其来源与唐、宋谱字有着直接的传承关系;从宫调音阶看,其本身就存在有均、宫、调的传统;从套曲结构和曲体看,它不但继承了宋代“赚”和“唱赚”的结构形式,而且其散曲、套曲、套词、南词、北词、分词等,都和继承元代的艺术创造有直接关系;从曲名看,长安古乐中的“耍曲”应该是唐“法曲”的同音词。

  《<初学记>乐部资料述略———以前三个子目为例》一文,对《初学记》音乐类资料、征引资料、音乐资料的特点等问题进行了研究。《<教坊记>曲目考察词调中的西域音乐因子》补充论证了一些教坊曲目中的西域乐曲。《唐代宫廷音乐兴盛之缘由剖析》对其兴盛之原因进行了探究,这将会促进我国民族传统文化艺术的繁荣与发展。《略论中唐音乐之新变》一文认为与盛唐相比,它的音乐中心从宫廷转入到了民间,造成这种新变是有一定原因的。《隋唐时期西域音乐文化研究成果述要》,其研究主要聚焦于乐人、乐器、乐部、乐曲、乐律、乐舞等六大要点。针对龟兹乐来源问题、西域乐律乐调的形成问题,从而梳理出隋唐时期音乐文化的概貌。关于宋元时期的研究涉及到一篇———《“五花爨弄”及其意义新探》。本文考订认为“:五花爨弄”即南诏、大理之高级迎宾馆———五花楼内所表演的一种爨系乐舞,渊源于爨氏统治时期的“乐人幻戏”。“五花爨弄”于北宋末传入内地后,影响了中国戏曲的发展,且直接丰富了中国汉语言的表达。关于明代时期的研究有四篇。《高逸深远情深意长———琴曲<箫韶九成·凤凰来仪>赏析》,分析了乐曲作者对虞舜的尊崇和对太平盛世的热爱。《“朱载堉师从何瑭说”质疑》,对《中国音乐辞典》中关于何瑭与朱载堉关系的记载提出质疑,认为何瑭与朱载堉不是甥舅关系,何瑭是朱载堉的“外舅祖”。《词、曲同源不同流———兼论声诗、词乐、曲唱在中原衍进中的音乐文化》一文认为,中国诗歌体制分齐言体、杂言体两大系属。本文从杂言体词、曲的同源不同流,论证中国第一个杂言体戏曲声腔之源,是中原官话区“天籁”曲韵和方言曲唱形成的“北曲”。《朱熹“禁戏”辨》一文从“存天理、灭人欲”的内涵“、禁戏”的历史背景、福建地方民俗等几个方面加以辨析,力图以更加客观全面的眼光看待朱熹的禁戏主张。由上可见,2005年中国古代音乐史研究主要集中于魏晋南北朝时期和隋唐五代时期。丰富的文物资料、丰硕的研究成果、活跃的学术研讨和积极的学科建设,使得我国的古代音乐史研究更加成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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