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理论

音乐学论文的诗意表达 ——“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归思之三

发布日期:2010-09-13

                                居其宏

 

  2007年12月10-12日,有幸作为音乐批评界的代表应邀参加由北京市文联及《文艺研究》编辑部联合举办的“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听到若干语惊四座的高谈阔论,收获不小,感触良多。归来后整理思绪,乃成《当代文艺批评的阿Q性格——“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之归思》及《当代乐坛的消费主义与浪费主义——“批评与文艺:2007•北京文艺论坛”归思之二》两文,就“时代谋杀批评”说、“当代文艺与消费主义”说发表了我的零星感想和评论。而引发我写这篇“归思之三”的直接触媒,乃是在这个“论坛”上听到一些中青年批评家(特别是某些年轻的女性批评家)的即席演讲——根本不带文本,张口就来,口若悬河,出口成章,节奏如行云流水,声调似优美歌唱,且其视角之独特、观点之新颖、用词之别致、语言之华美,活脱脱一篇创见充盈的学术美文。当时给我的现场体验是:这种将学术命题散文诗化的表达方式,听来非但毫无理解障碍,且将学术阐述的艰涩与枯燥化解于赏心悦目的审美情境之中,在深受教益之余,能强烈感受到学术表达和阅读的另番洞天和别样乐趣,着实令我惊喜莫名、羡慕不已。
  自京返宁之后,给研究生上论文写作课时,我曾就“音乐学论文的诗意表达”问题将上述心理感受与他们分享。因当时讲授的内容是“学术创新和学术规范”单元,这个诗意表达属于题外絮语,仅是提起话头、点到为止而已;如今单辟此篇,做一点展开和补充。
  毫无疑问,学术写作与文学创作都需要运用语言和文字,但两者性质大不相同,评价标准亦迥然而异。文学创作且不论,学术写作的基本价值标准,体现于选题、立论、结构、资料、论述、论证过程中的科学性、逻辑性和创新性。只有承认这个前提和标准,我们再来研究音乐学论文的诗意表达问题,才不至于将这场讨论引入舍本求末的歧途。
  正是基于这个基本价值标准,我对于丹在央视“百家讲坛”论说中国传统哲学采取强烈批评的立场。应该说,论于丹表达方式之新颖、别致、精美,确实已臻诗化境界,然在这种华丽形式下被严实包裹着的,乃是一种与时代潮流背道而驰的陈腐处世哲学,因此属“绣花枕头”一类货色;它之被一些人狂热追捧,反映了当代社会重文轻质的浅俗时尚。
  令我感到欣慰的是,音乐学界迄今尚未出现类似倾向。
  但也不能因此得出相反的结论,误以为学术写作用不着追求辞章之美,无需讲究语言表达的技巧和文采,或将这一点视为文章写作有则更佳、无则亦可的“末技”,那就容易走向另一个极端,并导致有害的结果——试看当今某些公开发表的音乐学论文语言枯燥乏味,表达平淡无奇,遣词用语很不讲究,甚至文字欠通、文气不畅,一些常识性语病的现象也时有所见;更为可惜者,是某些颇有见地的论文,往往不注意语言的生动性和形式美,终因破衣烂衫式的文字而遮蔽了它的内在风采。这类情况说明,在学术论文写作中忽视语言运用和表达技巧的倾向,已经严重到令读者索然寡味的程度。
  正是痛感音乐学论文写作中的这种语言贫乏化现象亟待改善,故而提倡学术写作之诗意表达,才有了针对性和紧迫性。
  当然,由于音乐艺术及其学术研究的特殊性,一般音乐学者自幼从事音乐学习,需要将大量时间和精力放在练琴练声、读谱听乐、视唱练耳、做和声复调习题、分析作品的曲式结构上面,留给我们读书(特别是音乐专业之外各类文史哲著作)的时间少之又少,因此音乐家和音乐学者最灵的是耳朵,能够将各种结构复杂的和弦及其连接分辨得不差毫厘,甚至可以将录音带中的乐队谱整个儿地“扒”下来;我们长期练就的“音乐的耳朵”,即便再伟大的文学家、哲学家也会自叹弗如,正如我们对某些文学专业出身的批评家之诗意表达和出口成章自然也会自叹弗如一样。在专业分工越来越细密的现代社会,因不同专业背景历史地形成了不同的知识结构和专业特长,同样也历史地形成了各自的局限。全知全能的天才纵然也会有,但毕竟是极少数。因此我们没有必要拿自己的特短与别人的特长比,更不必为此而自惭形秽,正如我们不必拿音乐的耳朵与他人比并为此自鸣得意一样。
  但从事音乐学研究和写作的学者,就不能以这样的理由为自己在文史哲修养方面的严重不足进行开脱了。因为我们也是通过写作、通过语言技巧和文字功夫来传达思想、实现自身的社会价值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当代人文社科类学者,除了各自对象不同之外,在具体写作环节上其实并无实质性区别,同样都要将论文写得“信达雅”,同样要在科学性、逻辑性和创新性的前提下讲究文字表达和语言运用的技巧,追求文章的风采与韵致。我之赞赏并提倡学术写作的诗意表达,真意不在强求每个学者都必须将其论文散文诗化,而是希望达到文章美质与美文相般配境界、反对重文轻质或重质轻文两种倾向,要求公开发表的论文在追求立论坚挺、论据充分、逻辑清晰的同时也在文字表达的形式美感、富于文采和气韵生动方面多花些工夫,以提高学术论文的可读性,增强读者的阅读兴致。我以为,这个希望,既不算是过分苛求,也不可能一蹴而就,只能通过长期人生历练(即古人所说的“行万里路”)和阅读积累(即古人所说的“读万卷书”)且又能将这些直接经验和间接经验融会贯通于学术研究和写作中的学者,方能渐臻此境。
  这话听起来有些玄乎——“读万卷书,行万里路”,遥不可及,谈何容易?但古人又教导我们说:“千里之行,始于足下”。对于任何年龄段的学者来说,“从我开始”、“从现在开始”永远为时未晚。
这就使我想起《红楼梦》里林黛玉、薛宝钗、史湘云这些“小蹄子”来。她们的年龄不过十三四岁,与今日之初中生大小不差,但一到诗会上的联句游戏初开之时,一个个文思如泉涌,佳句接佳句,仿佛都成了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诗仙诗圣,何也?少时以为曹雪芹不过使用巧笔粉饰之法美化其笔下人物而已,及至年事稍长,方知此说之不谬也——试想,这帮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大家闺秀,身旁有丫环、使女服侍左右,每日里关在大观园里闲暇无事,除了谈情说爱之外就是终日与古人的诗词歌赋为伴,“熟读唐诗三百首,不会做诗也会吟”是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同时也决定了她们的联句作品模仿痕迹重,原创成分少,盖因稚气未脱、火候未到也。当然也有相反的例子。例如薛宝钗的哥哥薛蟠,同样也生活在锦衣玉食的优裕环境中,但此公生来不求上进、耽于声色犬马,将大好青春虚掷在不读书不看报的浪荡情怀里,成日价游戏人生,终致胸无点墨,果然一到文人雅集场合,从其口中也只能蹦出“女儿愁……”“女儿乐……”之类恶俗不堪的“诗句”来,直令贾宝玉们喷饭。
  我举《红楼梦》的例子,无非是想说明,“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是古往今来颠扑不破的真理。搞音乐创作、教学与表演的,不读书不行,因为在音乐艺术技术技巧层面诸问题基本解决之后,文化底蕴和综合素养的深浅是决定其日后成就大小的关键因素。专业从事音乐学研究和写作的,少读书乃至不读书更不行,因为我们是靠手中这支笔吃饭的,要想写出“人人心中有,个个笔下无”的精彩文章来,除了提高其内在质量之外,还应给它插上一双语言表达技巧的翅膀,做到质文兼备;事实证明,举凡这一类学术作品,往往更能在读者中飞翔、致远,引起他们的强烈共鸣,并从中享受阅读的乐趣;惟其如此,作为作者,我们才能在与读者兴味盎然的交流中将论文的学术效能发挥到最大值,并也享受写作的乐趣。
  当然,学术写作中的诗意表达,说说容易,做来却难。我本人对此虽向往已久,可惜迄今无甚建树,而东施效颦式的教训倒是不少。但这并不妨碍我继续追求这个目标。我在《音乐学文论写作》[1]一书中辟有专门一章,从“语言表达的‘信达雅’”、“语言表达与音乐文论的可读性”、“不同文体的语言风格”、“作者个人风格的张扬”等角度来讨论语言表达的技巧问题;与其说这是作者数十年写作生涯的经验之谈,莫如说是我本人在追求诗意表达实践中更多教训的总结以及对于这个理想境界的憧憬。
  以我个人陋见,学术写作的诗意表达,不妨从讲究遣词用语开始——首先,通过广泛阅读掌握足够丰富的词汇量,并对各种词汇、概念的内涵与外延的种种差别有准确把握和清晰认识,这就为作者在运用它们时提供多种选择的可能性。如果某一个词汇、概念、句式是我们用得非常习惯也很顺手的,为着不肯轻易令自己的文字表达落入一般化的俗套即读者习闻常见的模式之中,作者就必须突破常规思维和常规表达,转而刻意去寻找另一个同义的词汇或概念来替代它,或者改变这个句式的惯常词序和结构,创造出一种异乎寻常的句式结构来表达自己的思想——虽然,这种表达方式的材料还是人们常用的语言和概念,但它们却被组合在一种新颖独特、别出心裁的逻辑关系中,造成遣词用语的不同凡响和句式结构的别样风采,才能在不至于产生误解的前提下,给读者以表达的新意。
  讲究遣词用语的别具一格是诗意表达的基础阶段,作者倘能长期不懈地坚持实践,久而久之,遂渐有心得、经验日多,始能从句式、段落举一反三,进而广及全篇;随着求异、求新、求变思维习性和表达欲求的逐步养成,文章可望登入“神采”之境。
  文章中的“神采”,说的是作者文字内功深厚、笔力惊人,举凡笔墨到处,无论抒情状物还是论理叙事,或气韵生动,或神采飞扬,或鞭辟入里,或精彩纷呈,或诗意充盈,总有一派超凡脱俗的气质或活泼泼的生命感觉运化其间。这种神采美文,开卷读之如坐春风,闭卷咀嚼回味无穷,令我们在学术上启迪颇多、受益匪浅的同时,亦享受到一场美仑美奂的文字盛宴。我以为,古人说“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之“神”,“神来之笔”之“神”,“出神入化”之“神”,说的就是这种神采。
  有神采是天下文章的至境,也是音乐学论文写作“信达雅”要求和诗意表达的至境,举凡以写作安身立命的文化人,无不心向往之。但是,怎样才能使我们的文章有神采?在我看来,这一点在任何教科书里都是学不会的,也没有哪个论文写作教师敢于保证说他的课堂是专门生产神采文章的“神采工厂”。在文章中写出神采,不单单是文字功夫和语言修养,但它肯定与作者在文史哲和音乐学方面的长期积累及综合素质有关,而个人禀赋、才华、天资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只有把这些因素综合起来集于一身的作者,才有可能“下笔如有神”,写出神采飞扬的绝妙文章来。
  问题在于,在当今多元时代,学者个性与写作风格也是多元的,其中,严谨缜密、豪放旷达、活泼轻灵、凝重冷峻、幽默潇洒、尖刻泼辣一应有之,岂能强求其一律?
  对此,我的回答是:从狭义上说,作为多元风格中的一元,诗意表达与其他诸元其实并无冲突,且也是我国音乐学写作风格中较为薄弱的一元,对此作有针对性的提倡,使之得到重视和加强,让它与其他诸元互补共存、交相辉映,理应不是坏事;从广义上说,我所提倡的“诗意表达”,不仅指学术表达的诗意化,更是指写作中注意文字功夫的修炼以及思维和表达方式的创新求变,从而使得我们的学术作品更具可读性——相信这一点,对于绝大多数期待自己的论文能够获得更多读者喜爱的学者及其写作风格来说,亦不是坏事。
如此看来,为着使我们的写作和读者的阅读都成为兴味无穷的乐事而不再是一件苦差事,学一学文学批评界的诗意表达,把音乐学论文写得文采飞扬、清新可人,很有必要。
  
                                          2008年1月1日星期二于南京寓中